科技成果转化主要是以“五技”服务实施的，而“五技”不仅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产学研合作的表现方式，是高校、科研院所向企业转移科技成果的主要实现方式。
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二条第二款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规定看，有广义和狭义的之分。狭义的科技成果转化主要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狭义的科技成果转化，以下统称为科技成果转化）进行，广义的科技成果转化还包括签订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合同（统称为“三技”合同）的形式实施转化。
从《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3（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上的数据看，2022年度3808所高校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和技术开发、咨询、服务6种方式（统称“五技”服务，作价投资参照技术转让）转化科技成果的总合同项目数为562882项，合同金额为1776.6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2%和增长8.5%，平均合同金额为31.6万元。项目数量略降，合同金额却较快增长，表明项目质量有所提高。
其中，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来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数为29289项（占项目总数的5.2%），合同金额为242亿元（占合同总额的13.6%），同比分别增长23.8%和下降0.8%，平均合同金额82.6万元，同比下降19.9%。项目数量增长，表明科技成果转化的活跃度有所提升，而平均合同金额较大幅度下降，表明科技成果定价更趋理性。
“三技”合同的项目数为533593项（占总数的94.8%），合同金额为1534.5亿元（占合同总额的86.4%），同比分别下降2.3%和增长10%。平均合同金额为28.8万元，同比增长12.7%。这表明，“三技”合同的质量有所提升。
2022年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方式转化的合同金额为191.8亿元，当年到账金额为90.3亿元，同比增长18.9%，2022年到账金额与同年合同金额之比为47.08%。而2022年“三技”服务合同到账金额为1048.2亿元，同比增长8.2%，与同年签订的“三技”合同总额之比为68.3%。因当年到账金额有历史签订的技术合同在当年的到账，严格意义，这两个比例都不能称为“到账率”，但从两者相差比较大这一情况能够准确的看出，“三技”合同履行及到账情况均比转让、许可的合同履行及到账情况好得多，换句话说，转让、许可合同的履行难度更大。
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达亿元的38项，5000万元及以上的84项，1000万元以上的436项，即超千万元的项目占比为1.5%。“三技”服务合同金额超亿元的合同24项，超5000万元的64项，超1000万元的944项，超千万元项目占比为0.18%。这两个比例有显著差异，结合平均合同金额来看，与“三技”合同相比，表明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更大，履行周期更长。
综合来看，“三技”合同更能满足中小企业科学技术创新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可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
一般认为，科技成果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的需大力促进的科技成果转化，可更好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而“三技”合同只是科学技术人员以专业相关知识、技能为公司可以提供专业方面技术服务，有时不被认为是科技成果转化。两者之间似乎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实际上，“三技”合同更加有助于中小企业的科学技术进步。根本原因在于：
一是科技成果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仍然只是技术转移，还不是真正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小企业也缺乏足够的财力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周期比较长，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或服务，并将其投放市场，不仅需要更大的投入，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不是一般中小企业能承受得起的。
三是科技成果转化合同到账率反映了该成果的转移程度。从当年到账金额占当年合同总额的比例不到50%来看，科技成果转化程度还不算高，这个比例越低，越说明科技成果转化程度越低，对中小企业而言，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导致经营压力更大。
辖区内高校院所以签订“三技”合同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数量及金额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是北京、江苏和广东，北京的合同数量及金额分别为45785项和297.7亿元，江苏是39883项和164.4亿元，广东是168826项和114.2亿元，平均合同金额分别为：北京65.02万元，江苏是41.22万元，广东是6.76万元。这一些数据说明了什么？2024年10月上中旬去了一趟广东，调研了一所985高校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
985高校一位接待人员讲，一些教授的活动能力很强，对行业领域内的企业都比较熟悉。如果一项成果与一家公司谈不扰，可以很快地找到另一家公司谈，直到谈成为止，有好的成果不愁找不到承接它的企业。这些教授之所以很活络，主要是与企业签订“三技”合同的横向合作比较密切，并以此成为企业的外部大脑（研发中心）。该校规定，教授与企业合作建立研发机构，合作经费一定要达到学校规定的标准才允许挂学校与企业联合实验室的牌子。
一位职业技术学院分管科研的副校长介绍，他们与企业的科研合作很频繁，一些博士、年轻副教授成为中小企业的编外研发人员，合作机制比较灵活。一些中小企业正常情况下不会招聘博士等层次比较高的科研人员，因为用人成本高，雇佣博士等科研人员，还不如将科研任务委托像他们这样的职业技术学院的年轻科研人员承担。这样不存在雇人的成本，也不需要过多的担心他们是否会离职，实际上还是很合算的，成本更低，成效更高。他们学院每年从企业得到的横向科研经费都超过1500万元。为便于沟通交流并及时掌握总体情况，他牵头组建了一个科研交流群，凡是到账经费超过（含）10万元的，都可以在该群上发布。10万元以下的项目太多了，就不得在该群发布。学校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不是看其获得了多少经费，还必须验收通过，通过验收的科研项目及到账经费才允许作为对科研人员考核的依据。科研人员既有稳定工资的保障，又与企业组织科研合作，可获得成果转化收入，业务能力得到提升，并存在竞争力较高的收入，所以他们的积极性比较高，也比较稳定。
同为职业学校，某省一所职校的科研处长反映，该校横向科研经费年收入却不到百万元。该处长解释说，主要是学校不重视，科研人员缺乏积极性。
将干巴的数据与实地调研的情况结合起来能够准确的看出，广东的高校与企业形成了深层次地融合的产学合作机制。企业的创新活力比较强，其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强化，而高校的教师通过“三技”合同的方式较好地服务于企业，实现了科研、人才教育培训和社会服务的良性循环。
尽管“三技”合同方式对知识的创造显得不够，但总比那些闭门造车的创新要强很多。大量的科技成果之所以难以转化，最终的原因在于与企业的实际的需求脱节。
可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紧密互动的创新体系才更有活力，如果相互间脱节，是不可能会产生活力的。
回过头来看，“三技”合同金额比较高的，如百万元及以上的项目，合作的企业正常情况下不会是中小企业，往往都是大企业。中央多个文件规定，鼓励国家设立的高校、科研机构向中小微企业转移科技成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技术供给。从上面讲述的情况看，广东高校在这一点上做得更好些。
本文刊发于《科技与金融》杂志2024年12月刊。吴寿仁，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级高工。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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